清代扬州学人年谱述评

                                 曾学文

    年谱是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及著述的作品，为传记之重要形式。一般认为，年谱肇始于宋，至清代盛行，蔚成规模，延续至今。年谱一般为谱主门生故吏及子孙后辈所作，亦有不少谱主自撰年谱，与日记相辅相成，用以策励习行，功效类似。傅增湘说：“自古英贤才俊，其勋业文章，垂著于世者，后人企念风徽，犹为旁征传记，广采遗闻，著为谱录，用寄其景仰之忱。”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以下简称《合刊》，第567页）年谱对于人物研究具有第一手参考价值，向为学者重视。

    清代学术繁荣，学者众多，当时及后来为其中许多重要学者编撰了大量年谱。扬州学派作为清代一个有特色的地域学术流派，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逐渐被学术界认可，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亦越来越受到重视，成果越来越丰富。现存前人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者年谱不少，新近整理出版的《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对于了解这些学者的师承渊源、相互交往、学术影响等，具有显著价值和意义。

一

    该书收录清代扬州学者朱泽沄、王懋竑、王念孙、汪中、刘台拱、凌廷堪、江藩、焦循、阮元、王引之、汪喜孙、刘文淇、刘宝楠等十三人年谱计十四种，分别是朱辂编《朱止泉先生年谱》，佚名编《白田王公年谱稿》，闵尔昌编《王石臞先生年谱》，刘盼遂编《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汪喜孙编《容甫先生年谱》，刘文兴编《刘端临先生年谱》，张其锦编《凌次仲先生年谱》，闵尔昌编《江子屏先生年谱》，闵尔昌编《焦理堂先生年谱》，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闵尔昌编《王伯申先生年谱》，汪喜孙编《汪荀叔自撰年谱》，小泽文四郎编《刘孟瞻先生年谱》，刘文兴编《刘楚桢先生年谱》，依谱主生年排序。其中朱泽澐生于康熙五年（1666），刘宝楠卒于咸丰五年（1855），其间相距近二百年。

    关于扬州学派的名称、成员及学术特色等，晚清以来的学术史家如支伟成、梁启超、张舜徽，以及当代学者赵航、王俊义等，都有评述。一般认为，扬州学派继承吴、皖二派而兴，吸收两派之长，而别具风格，以创新、会通为特色；学派成员大都是扬州人，或长期流寓扬州地区，或相互间存在家学和师承渊源；兴盛于乾隆、嘉庆时期，学术活动延续至于清末。

    焦循论扬州学术曰：“吾郡自汉以来，鲜以治经显者。国朝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耀泗源，天文历算，夺席宣城。宝应王懋宏予中，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于是词章浮缛之风，渐化于实。乾隆六十年间，古学日起。高邮王黄门念孙，贾文学稻孙，李进士惇，实倡导其始。宝应刘教谕台拱，江都汪明经中，兴化任御史大椿、顾进士九苞，起而应之。相继而起者，未有已也。”（《雕菰集》卷21《李孝臣先生传》）王蒿隐《论语正义补序》说：“国朝乾嘉间学者，扬州为盛。扬州之学，高邮王氏父子、仪征相国，振微扶绝，陶染后进，最称大师。余若李大令惇、汪明经中、江上舍藩辈，亦皆根稘汉儒，辩章古学，粹然成一家言。至于袌持遗经，绵历数世，师传不失，如古大小欧阳《尚书》，平原高氏世袭《鲁诗》之比，则莫如仪征、宝应两刘氏。”（《合刊》第742页）

    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尽管书名用“学记”而不用“学派”，却是公认最早系统论述扬州学派的专著。其书纯以地域来界定学派，所论始自康熙时的王懋竑，终于清末民初的刘师培，囊括了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扬州籍重要学者。这种划分法似乎有些简单片面。学派的形成，地域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且一个学术流派延续二百多年，贯穿整整一个朝代，也是难以想象的。本书收录朱泽澐、王懋竑的年谱，有俾研究，唯书名如改称“清代扬州学人年谱合刊”，似更妥切。其他重要学者，如李惇、黄承吉、任大椿等，未见有年谱传世。

    年谱的作者有清人，有近人；有谱主后代、弟子、乡人，亦有外地甚至国外学者；有独立著述，有众人合编。如朱辂为沄从子，汪喜孙为容甫之子，阮常生、阮福为阮元子，刘文兴为宝应刘氏（台拱、宝楠）后人；张其锦为凌廷堪弟子，张鉴为阮元弟子。儿辈、弟子亲侍于侧，见而知之，语而录之，“故序事能赅本末”（《合刊》第259页）。如傅增湘所言：“年谱之作，大抵出于子姓，或门人故旧，以其搜采便而闻见详也。”（《合刊》第567页）其中有两人尤其值得介绍。一是扬州人闵尔昌，一是日本人小泽文四郎。闵尔昌（1872—1948），初名真，字葆之，号黄山，晚号复翁，江都（今扬州）人。曾任袁世凯幕僚，耿介自清。博通文史，以《碑传集补》知名。亦工诗，《光宣诗坛点将录》称为“一时鸾凤”。闵尔昌对学术史颇有造诣，曾参与修纂《清儒学案》。他对家乡前辈学者十分敬仰，以“乡后学”之名，编成高邮二王、江藩、焦循四人年谱。小泽文四郎为日本上野人，尝留学中国，慨慕扬州之学派，对于仪征刘氏一门四世传经尤为推重，曾亲临扬州，踏访故迹，采摭遗闻，编成《刘孟瞻先生年谱》。年谱一般言简事赅，篇幅不大，不难独立完成。合编者如阮元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张鉴编至嘉庆十一年阮元43岁，阮常生续编至嘉庆十九年51岁，阮福续编至道光九年66岁，阮孔厚、阮祜续编至道光十八年75岁，最后由柳兴恩续编完成。

二

    年谱的规模，一般根据谱主年寿的短长、生平事迹的详略以及作者占有材料的多少等，决定篇幅的大小。总体较行状和正史传记为详。汪喜孙卒时62岁，《汪荀叔自撰年谱》仅记至道光元年36岁，故篇幅较小，仅8千字。阮元世寿86岁，且一生官运亨通，地位显赫，经历丰富，故其弟子、儿子合编《雷塘庵主弟子记》规模最大，至13万余字。其书侧重于经济、事功，详细记录阮元历官各地的政绩，多录皇帝的谕旨和赏赐，以及阮元的奏疏等，而对这位扬州学派中流砥柱的学者的学术活动则失之简略，颇有轻重失衡之讥。

    学人年谱要以学术为主。宝应朱泽沄号止泉，好读书，为学宗朱子，《清史稿·儒林传》谓其尝“取朱子文集、语类读之，一字一句，无不精心研究，反身体认”。 他主要生活于康熙朝，雍正十年辞世，生平不乐仕进。他虽以理学名家，治学大旨与乾嘉扬州学派鼎盛时期诸儒有所不同，然长于考订，重实事求是，可举为扬州学派的先声。《朱止泉先生年谱》所记可以说纯为读书著述及学术活动，许多条都有“读书环溪”、“读书费县官署”、“家居读书”等文字，因其“闭户潜修，知交甚少”，是一纯粹书生，生平事迹大约可记述者亦少。学者们类多“平居希接人事，专积思于经术”（《合刊》第185页），其他年谱所记，亦多侧重学术，举凡就读、科考、师友、吟咏、撰述、序跋等等，咸为记录之重点。

    亦有将生平行事与学术著述分别撰述者。如刘盼遂之《高邮王氏父子年谱》，记事较为简略，其后附录《高邮王氏治学切要语》及《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诸篇，专述学问。刘氏于谱前凡例略作说明：“今之修谱者，类多羼入谱主诗文多首，实无异编年文集，令读者口耳惛慵，甚所不取。今惟将每年大事提要录入，其修学行己之方，则别著《石渠治学要语》一卷，附录后方，以免混淆。”（《合刊》第97页）说明他对年谱中多载录诗文的惯常做法有着不同意见。《刘楚桢先生年谱》后所附《著述考》一篇，对谱主已刊、未刊各著述作了详细的考订缕述，对草稿作了辨析，涉及著作的内容、版本、评价等，实是一篇有份量的书目提要。《焦理堂先生年谱》除附焦循所著书目，更附录其子廷琥著书目。

    年谱的资料来源多为日记、书信、家谱、诗文、序跋等，从中选取素材，考订梳理，分年排比。因为诗文、书信一般都注明时间，便于考订行迹、交谊，且资料易得，故作者乐于采摘。如《容甫先生年谱》录汪中诗作和书信较多，汪中自称中岁以后不复作诗，谱中所录诗作或诗题达数十首，均为中年以前所作；而节录书信亦至数十通，其中多为汪中与当时学者名儒的往来书信，如刘台拱、王念孙、程瑶田、李惇、孙星衍等。他在致李惇书中云：“足下得易田、怀祖、端临及某为之友，其乐亦何以加之！”（《合刊》第174页）可知其时学者们的交往情况。被邵晋涵赞为“渊通静远，造次必儒”（阮元《刘端临先生墓表》）的刘台拱，其族孙恭冕曾为其粗创年谱，而未成书。后人文兴编《刘端临先生年谱》，即在恭冕旧谱基础上完成。该谱征引繁富，旧谱而外，复取行状、墓表、家传、史志、入祀乡贤录、崇祀名宦录及同时诸家文集等，钩稽年月，悉心厘定。先录史料，后加案语，略作说明，不失为一种可信的编撰办法。其中所录书信数十通，多为台拱与当时名儒讨论学术问题，颇有价值。《白田王公年谱》征引最为博杂，谱主的日记、文集、应试草目录、书座右铭、家书等，广采无遗。

    年谱除谱文外，多有附录，除著述外，大体收录谱主世系、像赞、祭文、碑铭、墓表、后裔及序跋等资料，可资对谱主生平系统研究之参考。《容甫先生年谱》末附《马秀才书事》一篇，是因汪中卒于杭州，家人均不在侧，马文庄与汪中同行在杭，该篇即马氏书汪中临终前情形。汪喜孙为父撰谱，特录此文。又其丧父时，甫9岁，由寡母抚养成人，母慈子孝，于其自撰年谱前录《寿母小记》可窥一斑。《刘孟瞻先生年谱》除附录刘宝楠、丁晏所撰谱主刘文淇墓表、墓铭，另附文淇子毓崧，毓崧子寿曾、富曾、贵曾、显曾，贵曾子师培等人墓志铭。仪征刘氏湛深经术，累世清芬，观文淇一谱，可了解这一著名的学术世家四世传经之盛况。

    读《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可知年谱具有资料性、学术性、褒扬性和简略性诸特点。年谱的功用，首在排比史料，提供参考，如上所述，说明年谱以罗列资料为主，钩稽整理，间作考订，为以后传记的写作及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和借鉴。年谱的学术性不仅是对于学术活动的记述，严肃的作者能严格掌握资料取舍之标准，尤重稽讨考征，往往会为某事系于何时，某书版本异同作一番考证，因而年谱之作，又非简单的资料堆砌，非学识广博者不能胜任。年谱修撰，闵尔昌以为是“藉寓仰止之忱”（《合刊》第73页），傅增湘称是“藉以窥寻前辈进德修业之轨”（《合刊》，第567页），作者怀敬仰之心，创作多是为了褒扬先贤，为尊者讳，故记述侧重道德风范、功德勋业、学术创获，罕见有不利之行实、批评之言论。古人作年谱，一般言简事赅，篇幅短小，文字简略而内容丰富。以后有年谱长编创作之兴起，实是相对于历代年谱的简略而言。与此相应，年谱也存在着叙述不够客观、内容不够翔实等局限。

三

    本书收录十余种著作，版本情况不尽相同。有清刻本，有民国刻本、排印本；有稿本，有抄本；有单行本，有丛书本，有杂志本。收录原则，据整理者说，“一人多谱者，以时间早者，名家著者，内容详者为先。”实际上是从旧谱中甄选，今人所著，既有版权考量，亦有体例问题，本不在选择范围之内。要言之，即是择善而从。高邮二王的年谱，除收闵尔昌所作，另收刘盼遂所编一部。盼遂亦为现代国学名家，二谱于人物生平行迹及学术成就，各有侧重。且闵谱编成数年，未及刊行，而刘谱已于《女师大学术月刊》发表，闵阅后，认为其“颇简括”，遂决定刊印己谱。是可知二谱编撰之时，各自按既定原则工作，未有相互借鉴取舍，故均有可资参考处。后来二谱亦并行不悖，故一并收录。

    书中最具版本价值者，自然当推稿本《白田王公年谱》。该稿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凡64页，半页12行，行21字，字迹工整秀雅，疏朗悦目。王白田，名懋竑，字予中，宝应人，毕生研究朱子之学，著有《朱子年谱》、《白田草堂丛稿》，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其为“朱子功臣”， 对他评价甚高。过去研究王懋竑，主要从他的这两部著作入手，关于其生平及学术活动的其他记载甚少。本谱的首次整理面世，无疑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朱止泉先生年谱》底本选用的是秦翰才抄本，用纸为上海朵云轩笺。秦翰才，上海人，为现代文史专家，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抄录、研究历代名人年谱，自署“千谱楼主”，时人称为“谱癖”。该抄本的价值亦十分珍贵。另一抄本《汪荀叔自撰年谱》书法无可观处，惟上有抄藏者校核文字，可见其用心之勤。

    整理古籍，除了精选底本，整理者的文献功底、学术素养及治学态度等，都对整理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抄、稿本中个别文字的辨识，原稿中部分错误的校改，都需要极为认真而又审慎的精神。《刘端临先生年谱》为民国《国学季刊》铅印本，原稿校对不甚精确，屡见排印错误，如所引诸书信中，“骋”误作“聘”，“屈”误作“诎”等，均据他本或前后文互核改正。 《刘孟瞻先生年谱》亦为民国刊本，其中错愕更是层出不穷，如“贫”误为“贪”，“困”误为“因”，“黜”误为“点”，“未”误为“夫”等等，以及缺漏文字甚多，整理时皆核对引文，或根据文意，作了是正。其他谱稿中类似情况亦不鲜见，全书未出校记，但校勘之功未可泯灭。另外，谱主都是在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天文历算学、金石学等方面各擅其长的著名学者，各谱中引录了大量诗文原作，或是学术书札，对某些艰深学术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对这些文字的标点整理，没有一定的文献学功底和古籍整理经验，是无法适任的。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其资料丰富，整理严谨，是古籍整理的最新成果，也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载《书品》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