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名著《扬州画舫录》以其极为丰富的信息含量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这已为它问世两百多年以来的传播史所证明。作者李斗(?—1817)字艾塘,扬州仪征人。虽自幼失学,疎于经史,但才情隽茂,诗文并擅,精于音律戏曲,虽工段营造、算术历法亦能兼通。与其相往还的诸多友朋如袁枚、汪中、阮元、焦循、凌廷堪、金兆燕、黄景仁等,既有诗文家,又有学者——而这也正是李斗兼具的人文气质。乾隆年间,扬州以繁荣的城市经济为依托所创造出来的全方位的文化艺术上盛极一时的局面,则成就了他创作《画舫录》难得的历史机遇。王昶说:“艾塘衿情既胜,诗笔亦佳。尝作《扬州画舫录》一八卷,山水园林,胜流佳话,多见其中。虽雅郑杂陈,而风流旖旎,使读者如在绿扬城郭、二分明月间然。”李斗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描摹出的是当时扬州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乾隆盛世社会縮影的一个精彩侧面终于定格在《扬州画舫录》里,从而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本书是《画舫录》的一种新校本。我与《画舫录》结缘,是从多年前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与阮伯元阁学论画舫录书》开始的。廷堪说:“此书体例不高不卑,是必传之作。注经考史,非识者不能知,故好之者鮮;志怪谈诗,为通人所羞道,故弃之者多。而此则无所不有,当在《老学庵笔记》、《辍耕录》诸书之上,不可与近日新出鄙闻琐说等视之也。況扬州本朝文献甚大,有志乘所不能尽者。艾塘既以著作自任,必使详备典核,为世所徵据,不可疏略舛讹,予人以指摘也。其中有科分误者,爵里误者,年月误者,甚至有以地名误为表字者,重校之举,所不待言。”此札未署日期,推测当在《画舫录》初刻问世的当年或第二年,即乾隆60年(1795)亦或61年(1796)。此札内容很丰富,首曰“体例不高不卑”。所谓体例高者是指正经正史,体例卑者或即笔记小说一类。而《画舫录》“裁制在雅俗之间”,体格在《老学庵笔记》、《辍耕录》诸书之上。或有以与《洛阳伽藍记》、《东京梦华录》相比拟,杨衒之、孟元老是追述往事,《画舫录》则为李斗耳闻目睹,“考索于志乘碑版,咨询于故老通人,采访于舟人市賈”得来的,使人有见闻亲切之感。廷堪又谓“扬州本朝文献甚大”,是说乾隆盛世,扬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堪称风尚华离之所,“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画舫录》所记扬州商业经济、学术文化、庙宇园林、戏曲绘画、百工技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乾嘉考据学派领袖人物恵栋、戴震的第一次见面,即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衙署,这是中国学术编年史上的一件大事。《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对他们的生平著作、学术大旨均详加记述。乾嘉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钱大昕,《画舫录》称其“合恵、戴二家之学集为大成”。朝鲜十八世纪晚期学者朴齐家《楚亭全书》中亦有此语。朴齐家多次往来中国,其史源或即《画舫录》。洪锡恒题诗“要识鸡林争重购”,确有所本欤?此外所记尚有朱彝尊、阎若璩、朱筠、王昶、袁枚、王鸣盛、金榜、卢文弨、邵晋涵等等;至于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自不待言。所有这些,又岂能以小说家言视之?廷堪肯定《画舫录》为“必传之作”,但又指出“重校之举,所不待言。”结合自己阅读《画舫录》的心得,遂不揣浅陋,有志于承担“重校之举”的责任。校勘工作的顺序首先是厘清关于《画舫录》的版本源流系统。乾隆乙卯年(1795)自然盦藏板是为初刻本,中经嘉庆、道光,直至方濬頤同治十一年(1871)本,其间迭经印刷问世的都是一个版本系统,这从版式的比对中可以断定。这些印本所不同的是在序言、题词、附图等等的增补,以及技术上可能的对板片的少许挖补。南京大学史梅馆员在《扬州画舫录版本初探》一文中说,真正乾隆乙卯年(1795)自然盦藏板初刻本并未访到。对此,我们还可以稍作补充。本世纪初面世的《续修四库全书》,“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入选该书的《画舫录》编者按语说:“据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自然盦刻本影印。”但稍加考索就能发现,此本最早也就是嘉庆二年(1797)本。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著录了《画舫录》的一种藏本,也是嘉庆二年本。以上两书都是傾全国之力编撰而成的古籍版本目录方面的权威之作,所录如此。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录《画舫录》还是嘉庆二年(1797)本。《贩书偶记》等则直说“嘉庆自然盦刊。”从以上所述可知,目前可见《画舫录》传世最早的是嘉庆二年(1797)本,只是我们应该明确——它与乾隆乙卯(1795)本是一个版本系统。同治本以后,《画舫录》进入排印本时代。光绪元年(1875)申报馆排印了《画舫录》。后又有古今书室石印本。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断句排印本。1984年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经过整理的标点本。2001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注释标点本。
我的校勘工作是在上述诸家之后,如果要说后来居上愧不敢当,与诸家相比仅是更系统一些。实际工作步骤是这样的:1、编制全书人名索引卡片,内容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科分、著作等项,逐一考核,尽量不使遗漏。2、摘出全书集句楹联168副,一一核对引文出处。3、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本有嘉庆二年(1797)本、同治本、申报馆本、古今书室本、广陵本和山东本。我的感受是,每一种版本或多或少都有参考的价值。嘉庆二年(1797)本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其校勘价值不言而喻。同治本虽是自然盦藏板重刊,但亦有可参校处。如《画舫录》卷十“严长明”条,即异于原刊本,可资比对。即以版本价值不算高的申报馆本来说,如《画舫录》卷一“隋开皇宮尺”改作“官尺”,同卷“借垂于水德” 改作“木德”,都是从它开始的。古今书室本改正《画舫录》卷十“大学古木”作“大学古本”,此处据文意改“木”为“本”并不是很难,但在它前后的各本都未能改正。校勘成绩较多的是中华本、广陵本和山东本。其中中华本不出校记,改动处以[]号标出。广陵本径改不出校记,所得最多,但有勇于改过之嫌。山东本较符合于现代学术规范,注释中包涵校勘,并出校记。还有尚须交待的是,原书楹联集句有因平仄对仗需要而属有意改动的,我们从校勘出发,给出原句而未作说明。
本书的插图、序跋、题词等,依据所见版本,搜罗齐全。
书后编有综合索引,内容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称等。
新校本的理想是尽可能地改正旧本的错误而减少新增的错误,这种悬鹄甚高的企求究竟实现了几分,敬请读者批评。
陈文和于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