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先的诗书一生

    扬州市图书馆新馆将于2010年9月26日正式开馆，与同时落成的美术馆、音乐厅及此前建成的扬州博物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共同构成扬城新的文化中心，更成为新城西区的一大景观。
    扬州市图书馆从1950年3月创建，已走过了六十个年头。馆址几经迁移，藏书日益丰富，设施日趋完善，事业不断发展。其间蕴含了几代图书馆人的辛勤劳作和不懈努力，对此，人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刘梅先便是一位把毕生心血献给图书事业的人。
                                   （一）
    刘梅先，原名堪，又名孝威，后以字行。1886年5月12日出生于古城扬州南门外小码头85号，后居于旧城大三巷20号。他出身于自由职业者家庭，他的好学固与家庭教育有关，可能更多地还是出于一种自觉。
刘梅先自云“幼时就塾于郡城之三巷”。出王植之业师之门。在《寄忆王叔清学兄》诗中云“少小同门共哲昆”，自注与王忆清及其兄仲芳同门，想必其师不俗，而受益颇多，印象殊深也。且由于私塾与阮元家庙相邻，朝夕往来其间，对乡大贤的钜人长德耳熟能详，心益钦仰，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1902~1904年于笃才学堂肄业，升送仪董学堂。仪董学堂1902年获准，1903年才正式创办，刘梅先立即就升送入学，是得风气之先的。
    1905~1906年，刘梅先才20岁左右，便赴赣榆学刑幕兼县署佐理员。1907年，又返扬州任东隅小学、南区小学教员，兼入扬州法政晚班当学员。1911年入扬州法政学堂，1912年到南京入民国法政大学求学，1913~1914年任两淮法政专门学校教员。据考，中国首次出现以“法政”命名的学校是在1905年11月15日，即直隶法政学堂成立。此后各省法政学堂次第兴办，到1909年，全国已有一百多所。最初由“仕学馆”或“课吏馆”中的“仕学速成科”改变而成。官府一手操办，招收对象以吏为限，选送40岁以下的官吏，兼收捐纳人员，短期与长期结合，旨在以速成方式培养一些略知法律的司法官吏。在1905年科举废止之后，入法政学堂是走上仕途的一条捷径。刘梅先曾学刑幕，与之有关，所以边当小学教员边当学员，后来直接脱产学习了。问题是南京曾有两处法政学堂，一是官立江南法政讲习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在江宁城内娃娃桥，宣统三年（1911）改设为私立金陵法政专门学堂；一是官立两江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科每年招一百人，其中江苏二十名，江宁六十名，皖、赣各十名，设在江宁城内旧仕学馆。民国政府成立后，着手整顿，1912年8月，教育部颁布《专门学校令》，改学堂为学校。不知哪一所后来改称民国法政大学。不过刘梅先最终并没有走做官从政这条路，在南京时曾师从李审言，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个人兴趣也转到文史掌故上来了。1915~1918年，回扬州任过小学教员、校长。
    1919年走出扬州，开始壮岁出游。主要是沪上、汉上、镇江。1919年，在汉口四明银行任文书主任。四明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总部在上海，曾拥有清政府授予的银行券发行权，时为国内的主要商业银行。干了一年，刘梅先便去职，到了上海，任汉冶萍总公司兼职鄱乐煤矿公司一等课员、文牍主任。汉冶萍公司由张之洞创办，后转由盛宣怀接手官督商办。1908年3月改为商办公司，总部设在上海。除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三大主体之外，还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辽宁有合资企业，鄱乐煤矿公司即合资，一时达到鼎盛。1913年盛以汉冶萍资产为抵押向日贷巨款建大冶新铁厂，企业遂受日资控制。1916年盛去世，公司由傅筱庵经营，1925年，汉阳大冶停产，1928年只剩萍乡煤矿一家。1930年刘梅先就离开了汉冶萍公司。1931~1932年再到汉口，任两湖特税处一等秘书。其间，“日寇‘一•二八’启衅，闸北被灾，留沪衣物、书籍并积稿烬焉”。刘梅先又回上海，在松江任松金青沙田官产局总务科长。可能不如意，寂寞无聊，“三年牢落沪之滨，岁晚还家一欠伸。多感故人书札至，行行那复怯风尘”，因此“收拾图书事远征”（《鄂游杂诗》），1935年上半年，第三次游汉上，在湘鄂赣三省边区总指挥部任中校文书秘书，谁知更不适应，甚至有耻辱感，“军中记室愧人知”，很快就离去了。看得出来，从1919年起这十大几年刘梅先基本上是以上海为基地，加上抗战后期二三年，所以他称“客沪江者垂二十载”，即便是“三游汉上”，也还是以沪上为其立足之地的。
    恰好，老友尹石公受命继纂《江苏通志》，请刘梅先襄理，刘欣然前往。江苏之名始于清初析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之时，号为东南文献之邦，而两百馀年未成通志。光绪间缪荃孙、冯煦等创修通志，宣统元年设通志局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编纂工作停顿。民国七年（1918）江苏通志局在南京恢复，为时六年，也未完稿。尹石公为镇江丹徒人，上世纪20年代初任北京农业学堂教员，其学问、人品深得时人赏识，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即聘其为国文系主任，后又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尹受命回省继纂《江苏通志》，即请刘梅先襄理，因其与刘曾在南京同师李审言，深知刘的学问才识。这项工作直到1937年通志局撤销，志又未成。1936年起，刘梅先先后在江苏省政府秘书处、江苏省民政厅，任主任科员，荐任视察。
1937年冬镇江沦陷后，刘梅先随江苏省府溃逃避寇，直到1943年省府彻底溃散。“寇氛益迫，余随省府北迁淮阴。初即于役铜、萧，继又栖迟宿、泗。……北展不克，仍趑趄袁浦间，先后凡四年。”（《逾淮集•序》）“敌陷徐、宿后，近逼泗阳，省府东徙海陵，旋避兴化。……洎返昭阳，寇亦寻至。”（《转蓬集•序》）“兴化沦陷，公私涂炭。余只身走避，襆被亦无。由北安丰抵淮东乡，与府厅集合，村落栖止，苦不得归。”（《逃藋集•序》）“敌又进攻淮东乡，省府瓦解。余窜身宝应，涉险南归。故里既不可居，乃走沪，佣书觅食。”（《佣沪集•序》）
    诗集所述与史实相符。1937年初冬，国民党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9军军长（后是李守维）、代理省主席韩德勤带着惊恐的部队和省府人员，沿运河从镇江、扬州一路溃逃到清江。立脚未定，又想撤到萧县，被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严令挡回。1939年2月，韩德勤又率领数万部队辗转撤退到兴化。1940年5月，日军又一度占领兴化，不数日撤走。1941年韩又被日军赶出兴化，逃往宝应北部。1943年2月日伪军扫荡，韩部一触即溃，韩及江苏省政府自此逃离苏北，流亡到皖北阜阳。这一事件，被重庆国民政府称之谓“淮东事件”。刘梅先随省府行动，亲历亲闻，颇多感慨。
省府溃散后，刘梅先不得已再赴沪谋生。未几，日寇投降。省府驰函招刘到苏州，复员仍事故业，先到总务厅，后回民政厅。因为“国事益非”，“府厅一再改组”，刘梅先也另就国史馆实录科科长职，从1947年3月到10月。这大概还是尹石公之荐，因尹石公已先到国史馆了。1947年10月，又受老友、京江中学校长王渥然之请赴镇江任京江中学首席教师。
    1950年9月，刘梅先回到扬州，先在新华中学任教，1954年初调扬州图书馆工作，从事自己最钟爱的工作，心情愉快。1957年1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又应邀参加市政协组织的耆老会活动。刘梅先光绪丙戌生人，饱经沧桑，世事洞明，“饱阅人间世，今真睹太平。丹心惟拱戴，黄发愈坚贞”（《息庐近稿•徐笠老七十晋九寿辰，赋诗为祝》）是他发自内心的歌唱。特别是他患中风，组织上积极为之治疗。从无锡回扬州，无锡、镇江、扬州三地政协接力，由车上船，由船再上车，沿途担架上下，以免震荡，他《八十生朝述事四首》中由衷地吟诵：“感戴沦骨髓，没齿沐恩奖。北极星长明，覆载共瞻仰。”
    刘梅先1967年12月9日病故，享年82岁。
                                      （二）
    刘梅先一生未置家室，而好书成癖。“身似蠹鱼甘匿影，已拚生死老书丛”（《寄王生次赓》），是其真实写照。
    “一•二八”事件中他在上海闸北的二万馀册书籍连同诗文稿件以及其他衣物，被日寇的炮火化为灰烬，伤心可知。《淮徐道中杂诗》有一首写道：“客中无长物，颇复忆亡书。阅肆千金购，排签万卷储。卅年才有此，一炬遂无馀。梦绕青云路，何路吊故墟？”《避乱纪行杂咏》：“虏骑长驱十里亭，满城惶骇客心惊。一身自笑无馀物，也作踉跄黑夜行。”自注：“返寓，知书物已为铸雨先生移往王舍，因只身登舟，夜下四鼓。”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生命且不保，忘不了的还是书。后又陆续购置了大量图书，解放后全部携归故里。
    刘梅先对扬州文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扬州图书馆古籍部的建设。扬州图书馆1950年创建时叫苏北图书馆，属苏北行政公署文教科领导，1953年江苏建省，改名江苏省扬州图书馆，由江苏省文化厅领导。1957年划归原扬州市，改名为扬州市图书馆。刘梅先1953年调入，主要负责图书馆特藏组工作，1960年扩大为古籍部。梅先刚入馆时，馆藏古旧图书仅三万七千多册，他感到不足。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政府财力有限，也不可能拿出多少钱来购书。他采取四条措施，一是自己带头捐书，先后两次捐六千多册；二是动员一些老先生捐书，如林雪亭、陈和甫、鲍娄先等捐赠私人藏书二万一千多册；三是利用自己过去的交游人脉关系，先后八次从上海文物仓库、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无偿募集到三万六千多册图书；四是利用各种机会呼吁政府和有关单位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我从扬州市档案局查到一份1959年原扬州市政协特邀刘梅先在一届三次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题为《图书馆补充资料问题》。其中讲到几件事：“1.去年春天，他（今按：指市新华书店）以五十元低价收进后李府某姓一批书，计《全唐文》二百四十册、《粤雅堂丛书》四百册、《海山仙馆丛书》一百廿册，又小石印廿四史几百册。我馆没有全唐文，就向他商买，结果他不开价，另售与南京粹文书店，得价一百馀元，而粹文又转售于江苏文管会得价二百一十元，而于我馆则毫无交代。2.同时，扬州某旧家有一大批藏书，文化处指定归新华书店收买，并附有条件，关于地方文献等等，图书馆得优先购买。后来新华以一千九百元成交，买得全部图书约一万三千馀册。……我馆提出愿买有关扬州地方文献的一部分书，计开出五十多部八百五十册，仅及全部图书十七分之一。第二天就送去书单。不料屡催开价，迄未履行。将近二十天，问至再三，则口头报价要五百九十元。并说，这些书扬州师专、南京文萃（今按：疑为粹文，原文如此）都要买。结果仍是落空。……3.秋冬间，我馆为了为科学进军服务，特设置一科学研究综合资料室，并拟收集些必要的中医书籍。刚巧新华收购处收到一批不全的旧医书，约二百多册，钱串子捆着，还未打开。闲谈问起，它的收价，只划八分一册，因告以我馆需要医书，嘱为整理。迟至个把月，才说理好，是周学海刻的医书，初、二集都不齐全，只存七十本。……（但新华书店）这医书要六十元，再度相商至少非五十元不可，结果又没有成功。”时过境迁，为省却不必要的麻烦，摘抄时我隐去了有关人名。之所以不惮其烦地抄录，我以为这是一份独特的有价值的资料，表明当初扬州古旧书籍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厚的，但征集古旧书的工作也是艰难的。刘梅先在会上大声疾呼：“须知道图书馆乃是百年不拔的文化基业，不断地要收集地方文献和科学技术的资料图书，是它本身经常的切要任务。”“我今天提出，是要求上级领导重视这些古典图书资料。大军未发，粮草先行，现在既为（向）科学进军，必要的图书就是粮草，图书馆就是粮台。”这些话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所幸的是，刘梅先的发言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当时的扬州市市长钱承芳曾特批一万多元给图书馆收购古旧图书。须知，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可以说，没有当初图书馆这批老人的努力，就没有今天扬州图书馆的辉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扬图收藏了十三万多册古籍，2010年被评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七十三部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其中有老一代人的心血，而刘梅先尤为功不可没。
    刘梅先熟谙目录学、版本学，在领导的安排下，他手把手带出了一支过硬的队伍。不仅如此，有读者借书，他都不厌其烦地提供资询服务，其学识之渊博，记忆之过人，指导之通透，态度之亲和，至今还深深地刻在一些老学人、老读者的脑海中。
                                    （三）
除了书籍，刘梅先钟爱的就是诗词。如其自云：“少喜弄笔，粗识吟咏。壮岁出游，客沪江者垂二十载，交游渐广，获与海内胜流相接，酬唱遂多。”（《烬馀集•序》）在沪上，先后参加莲社、聊社、淞社等诗社活动。抗战后期，佣沪谋生，参加陶社。在镇江，“一时朋侪邀集，时有唱酬”（《涉江集•序》），特别是与尹石公、王渥然、濮一乘在斟乘楼的吟咏最多。在随省府撤退迁徙途中，虽寇氛益迫，“征途所经，即感成咏”（《逾淮集•序》）“萍蓬流转”，“时有讴吟”（《转蓬集•序》），即在兴化沦陷、公私涂炭的凄苦状况下，“然流人既多，吟事不废”（《逃藋集•序》）。解放后归里，“时国运更新，旧雨新知，咸有赓唱。冶春后社尚在，亦间预焉。海上友人频寄诗筒，并与酬答”（《归岫集•序》）。解放之初，刘梅先的诗词创作，一是朋友之间的酬唱，二是间或参加冶春后社活动，三是与海上友人通过书信往来交流诗词。及至“政协耆老会立，人人以歌颂康时为乐。适提倡学习，竞相参加，政令聿新，欢欣拥戴。凡有运动及纪念，时贤多咏以诗歌。余亦继声”（《击壤集•序》）。这时的诗词创作则以政协耆老会为主了。
原扬州市政协所存不多的档案中有薄薄的一页纸，上面手书二十三人名单并附简介，依次为：关立庭、张羽屏、朱庶侯、钱松斋、徐笠樵、王渥然、张华父、包契常、刘翰臣、万彜香、钱伟卿、李梅阁、刘梅先、卞仲飞、卞铁星、蔡巨川、黄汉侯、朱荔荪、周无方、倪雪林、龚达清、宣啸秋、杨佳如。其中有前清进士、秀才、贡生、大学教授、中学校长、留日学生、书家、画家、金石家、文物鉴定家，档案封面标有目录“扬州市旧文人名单”，我猜测，这大概就是“耆老会”人员了。于刘梅先名下标注：目录学家、擅长旧诗词。同时仅徐笠樵标注诗人，王渥然标注擅长旧诗文。可见刘梅先先生的诗词是众所周知、大家公认的。王渥然在《息庐诗存题端四首》其二云：“新知兼旧学，探索老无停。安世惟多识，兒宽惯带经。大名非暴得，妙制共心铭。卓尔推宏达，宜登著作庭。”王与刘，既是同乡，在扬州、南京四次同学，在上海又曾同事，几十年相知相识，“云龙相逐久，束发到华颠”，对老友的评价诚非虚语。
    而刘梅先对自己的诗词创作也比较自信。逃亡在淮、徐道中，他写道：“鞍马怀高适，诗篇愧杜陵。草书磨鼻盾，自咤老犹能。”怀高适，不只是满足作一军中书记，以边塞诗名，而是希望能像高适一样建功立业。同时也愿意像杜甫一样用笔、用诗记录下战争图景、社会物象。“草书磨鼻盾”，指能于军中起草紧急公文。语出《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元年》：荀济知上有大志，常谓人曰“今于盾鼻上磨墨檄之”。诗言志，诗句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胸怀。他还写道：“我亦同工部，艰危仗友生”（《淮徐道中杂诗》）；“我劝杜陵勤饭颗，暖汤濯足净诗魂”（《调棘园，用澂园即事韵》）；“万卷杜陵应读破，箧书虽失未全贫”（《喜晤兼到承示赠诗，即酬原韵》）；“庾信江南哀怨赋，杜陵同谷乱离诗。大官肉食谋多鄙，良友心知胆共披。期复河山终有日，不须沦落叹天涯”（《铸雨新有移居之作，次日霁空、晋塘复自小闸寄来移居诗见示，铜山、洛鍾同声相应，依韵奉酬》）。多次提及杜甫，意在以杜为师，为人为诗皆师法杜甫。他的《感事乙丑》、《淮徐道中杂诗》十九首、《发淮阴至泰州，喜晤步弟》等都能看出端倪。特别是《昭阳篇》、《避乱纪行杂咏》可以作史诗看。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于如何发挥诗的功能，刘梅先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的诗里有种激励人奋发的内在力量在。如《吊张荩诚将军》即吊张自忠，虽为代笔之作，但充满感情，起句“将军智勇今颇、牧，却敌攻坚如破竹。大星一夕坠前营，十万健儿齐痛哭”，就有不凡的气慨，而后历数将军业迹，写将军牺牲时，“汉水东流为呜咽”，情景交融。最后结句作“民族英雄谁继起？论功今合数将军。”首尾呼应，又希望在民族存亡之际，亿万同胞能前仆后继，共赴国难。友朋之间唱酬，绝少庸俗吹捧之作，有戏谑，有勉励，虽常作文酒之会，却真是君子之交。看到了这一点，对解放后刘梅先能从沪、宁友人处无偿征集到大批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就不难理解了。对于一些丑恶的东西，特别是对抗战时期一些醉生梦死、贪生怕死之徒，则进行辛辣的讽刺。他诗中多次讽刺“肉食何尝有远谋”（《连读石公、渥然叠韵来章，依韵分和》，“我自浩歌行四野，任人袍笏作官夸”（《耿桥赴扬口》）。《述事四首》中“齐相善营毚兔窟，楚人真效沐猴冠”；“高秋运动广场开”，“徒耗公私大万财”；“重阳前日庆生朝，冠履趋跄不待招。鸭臛绮筵秋遍启，龙膏华烛夜频烧”（原注：特派员赴镇江订购寿烛），“将军赋性本贪婪，亲执牙筹乐且耽”，把一个昏庸、贪婪所谓将军的嘴脸揭露无遗。刘梅先不仅善于摹情状物，还善于寓理于事，如《邻鸡篇》，大概后来整理旧稿时，他认为自己“旧日思想之荒谬”。倒是《还吴集》中最后两篇《生命篇》、《命运篇》，纯为说理，收在是集中，当为解放前所作。他读过《进化论》等，新知旧学，孜孜不倦，有此认识不奇怪，但其中有些词语似为解放后才时兴起来，或为整理时所改亦未可知。
刘梅先学养深厚，在诗中能善用、活用典故，遣词用字典雅，使他的诗更多了一份高古气息。《射阳湖晚霁，泛舟观荷，得十绝句》中“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游无所依”，自注“绿净五字见昌黎诗”，“空游五字见柳州文”。解放后，编两个集子《归岫集》、《击壤集》，归岫一词显然是从陶渊明《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岫，《尔雅》释“山有穴曰岫”。说自己过去像云一样飘浮不定，现在回来了，很贴切。击壤一词，为古投掷游戏名。壤，器物，以木为之。《论衡•感虚》：“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古诗源》第一首便是《击壤歌》，题注云：《帝王世纪》“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后为歌颂太平盛世之典。刘梅先以之名诗集，也是十分恰当的。此类例子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刘梅先写诗还有个特点：自注。这一点我认为受扬州学者学人特别是阮元、焦循的影响很大。阮元督学两浙时，布政使谢启昆（号苏潭）出所为咏史诗五百首见示。阮元欣然作序，云“取材富博，正史之外，杂篇小说凡数百家。……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为此五百篇疏证之哉！”（《揅经室集四集卷二•谢苏潭咏史诗序》）阮元认为，作了疏证，更有利于接受和传播。焦循《答黄春谷论诗书》更明确提出：“因思韩非子之作《说储》也，自为经而自为传；谢灵运作《山居赋》、颜之推作《观我生赋》，皆自为之注，良有以也。……与其俟诸后人，十不得五，莫若自为笺注，贡厥端倪。倘刻已将竣，不妨别为一卷，续之于后，亦古式也。”刘梅先诗词大部分有注，方便读者多多，亦可从中探测作者之诗心。
    刘梅先《寿恽灵¬蘐七十》诗云“藏山自有千秋业，寿世文章已足传”，这两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四）
    刘梅先一生写诗甚多。但两次遭战火毁灭。1932年“一•二八”一次，五十岁前积稿所剩无几。1941年避乱途中，“贫家敝帚享千金，积稿飘零感不禁。伧语原知供覆瓿，故情未免惜遗簪”，自注“近三年积稿遗失又尽”（《避乱纪行杂咏》）。解放后，他将诗稿陆续进行了整理。大体情况是：
    1.《阮文达公遗事杂咏》1963年夏咏成，1963年10月油印。
    2.《扬州杂咏》分两集，1961年9月作者在一份表格上填写创作《扬州杂咏》第一集、第二集。但第二集例言作者又自云病废后咏成，推测应是病废后整理成，1964年油印。
    3.《息庐诗存》计十卷，念无力以全稿印行，先取最近十年所作，分为《近稿》两卷，1965年秋8月油印。
    4.《息庐诗存前集》分八卷，1966年5月油印。
另，作者自云有《观我生室诗文钞》，未见。
经考虑，全书作如此编排：《扬州杂咏》、《阮文达公遗事杂咏》、《息庐诗存前集》、《息庐诗存近稿》。理由是：
    《扬州杂咏》、《阮文达公遗事杂咏》等于是作者的专著。《扬州杂咏》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邦文献。第一集中地理十六则、古迹五十则、市廛八则、名胜十七则、文物十六则、风俗十则，相当于一部简明的扬州史话或风物志。第二集述乡贤一百三十五则。他强调“乡贤事迹，语必有征，无根据者未敢杜撰列入，且“古略而今详”，“最后廿馀人皆解放前得接其人，见闻较确”。刘梅先有如绘画高手，寥寥数笔，即把一个人物勾勒出来了，特征鲜明，传神生动，印象深刻。如禹之鼎善画，“有豪贵来，急召，至则命写小照，蒲伏运笔，深耻之，遂决归志”。盐商黄至筠，“奏销每获安然过，端仗扶危策万全”，自注：“个园没后，票盐兴，纲商废，后人始追思无复有斯人也。”文枢堂主人汤伯龢“目短视，谙习目录，客来购书，即投好作介语，絮絮不少休，以是爱好书籍者，多喜过从”。还有打碑人方髯谈名胜，种花人李翁“旧事犹能说道光”，都很生动。书中还有不少鲜见资料或人不大关注的资料。如几位围棋国手，黄龙士、范西屏、周小松等，曾为光绪治病的名医杜子良。又如扬城开风气之先的蒋绍篯，光绪间开设的华瀛公社所售多为海上出版新书。民国初，又发起就小东门城根建公园及图书馆，卒获观成。还有，他谈到瘦西湖一名始见于况周颐《选巷丛谭》，清末名乃大行。《选巷丛谭》里就讲到吉亮工（即风先生）阅甘泉辛汉清诗及序始知“瘦西湖”名。这对于了解扬州文化大有好处。刘梅先咏李艾塘“不徒增壮湖山色，文献旁征赖补亡”，赞张华父撰《吴让之年谱》：“然附录诸人，皆与翁友好，且多乡贤，即作吾乡百年文献观，材料亦极丰富。”对刘梅先的《扬州杂咏》，亦当作如是观。所以以《扬州杂咏》置于编首，且以为书名。
《阮文达公遗事杂咏》也等于是一部阮元评传，其治学、为政、交游诸方面都有涉历，确有“开篇何异读原书”之感。他之咏阮元，“非惟摅怀旧之蓄念，亦以抒景贤之微忱”。故以之置《扬州杂咏》后。
    《息庐诗存》之《前集》、《近稿》则基本按时间顺序编排。读之对其一生可有大致的了解，也可透视时代背景、社会风气，亦可作史读。作者原稿有一两处时序颠倒，如《烬馀集》乙丑感事在前，甲子岁除和韵在后，不知何意，仍其旧。
另《弃馀集》中有《扬州新咏》五十首，因《扬州杂咏》成，友人建议：“此五十年以前之旧扬州也，解放以来，社会革新，一切新建设、新组织，月异而岁不同，曷亦载之歌咏乎？”于是刘梅先以所闻见，用竹枝体为之。《扬州新咏》承《扬州杂咏》而来，故以之移至《扬州杂咏》后。而《阮芸台先生遗事补咏》也是因为《阮文达公遗事杂咏》单册印行后，刘梅先检残稿，尚有弃馀六十首，认为并前册可以合观其全。遵其意，是书即将此稿置《阮文达公遗事杂咏》后。在《弃馀集》中只存其目。特此说明。
    在本书的整理中，原各册有分为一、二集的，有分上、下卷的，有分别拟定集名的，各册各集或有序、或有例言，或有自识，在服从全书编辑体例的前提下，大体保持原貌。原诗中双行夹注改为小字单行注。原稿系油印本，错漏之处不少，对原稿缺字或不清楚之处，以□代替，衍字用［］；错字、别字用（）置于字后，（）内加上正字；漏字亦用（）补上；显为手民误植之处，径改。繁体字、异体字、古今字，除特殊情况外，皆改作简体。文中有需加以说明的，以“今按”形式标出。
本书的整理出版得到扬州市文化局、扬州市图书馆的资助。
在整理过程中得到朱福烓、王章涛、陈文和、顾一平、宋敏莉、刘向东等指点，得到扬州市档案馆、《扬州晚报》的支持，广陵书社曾学文社长、市图书馆沈业民馆长作了大量协调工作，责任编辑胡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人水平所限，疏漏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赵昌智
                                                 2010年8月27日于品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