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写 县 级 市 文 学 史 的 有 益 尝 试
——读全国首部县级市文学史《常熟文学史》许 霆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常熟 215500)
由曹培根、翟振业担任主编的《常熟文学史》,经过十年的打磨,由广陵书社2010年5月出版,宣告了全国县级市第一部文学史的诞生。全书18章56节50万字,图文并茂。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者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是常熟黄摩西在苏州东吴大学所撰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今日,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又诞生在常熟,前后呼应,这是“文学之乡”常熟百年难逢的一件幸事,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常熟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源远的文学传统和丰厚的文学遗产。常熟文学家可谓群星灿烂,如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对东晋学界影响至深的支遁,著名文体论家吴讷,写出论诗杰作的冯班,同居绛云楼唱和的钱谦益和柳如是,写出首部中国文学史的黄人等,但其诸多亮点犹如珍珠散落,现在有心人终于把它串成项链,使常熟进入文学“史”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说,《常熟文学史》是一部空前的、富有创意的著作,一部有特色的地域文学史著作,它将仗着它的特点而引人注意。《常熟文学史》作为全国首部县级市文学的编写,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
一、县级文学通史体系的积极构建
《常熟文学史》的编写缘起是江苏省社科院陈辽先生的话,就是县级城市文学有史唯独常熟市,常熟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无史。确实,常熟是著名的“文学之乡”,属太湖地区。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继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后发展到了原始文明的最高阶段,为吴地文化的代表。常熟先贤言偃,是孔门嫡传的一派,列为“文学”科,晚年不忘先师“吾道南矣”的遗训,返回常熟等地兴学授业,直至病逝葬常熟虞山。后人誉为“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的师祖,尊为“南方夫子”。常熟历来敬仰言偃,崇尚“弦歌之治”,特别是自南宋始,尤其推崇文学,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常熟共出1372名作者,作品达2863种。这是常熟可以编写文学史的深厚基础。
但是真要完成常熟文学通史的编写,其艰难程度显而易见。“通”的困难主要来自明清以前文学资料的阙失。如常熟的先秦文学,虽说可以上推到商周以前的歌谣,但书面的文字记载很少;仲雍来徙山中,“隐居放言”,姜尚避纣来隐,“居东海之隅”,都没有文学作品存留。类似的阙失同样存在于明清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常熟文学史》编者构建文学通史体系,首先是立足现有资料,紧扣“文学之乡”,理清“史”的发展线索。大致如下:春秋、战国之交的言偃北学,向孔子学习三代典章,并与子夏阐释章句,从事弦歌之治和兴办教育,这是常熟文学的确凿起点,“是邦才俊之多,文物之盛,皆由子游之风而兴起”(《重修吴国言公祠题名记碑》);随着经济、文化的发达,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分南沙县地新置常熟县,与此同时,本土和外来文化交融发展,儒道释兼容并蓄,大批释道人物带来大量的经卷,进行多种形态的文化传播和文学创作活动,汉魏六朝隋唐时期是奠定常熟文脉传统的重要时期;宋元时期常熟文人著书颇丰,尤以诗歌、政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见长,杨维桢、张伯雨是元代诗史知名度极高的诗人,黄公望、清石屋的诗也是很有成就,这是常熟文学发展的进展时期;常熟文学到了明代,可以说是进入了蔚然称盛的时期,戏曲、诗文、辞赋、文学批评等各个领域均出现了有相当实力甚至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常熟成为当时文学重镇;清代是常熟文学的鼎盛时期,各种文学体裁完备,出现了多位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虞山诗派更是领袖全国诗坛;近代伴随着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常熟文学发生空前变革,涌现出众多的翻译家、编辑家兼作家的人物,如徐念慈、曾朴、丁祖荫等,他们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这一线索既烙有全国文学史的共同特征,又呈现常熟文学之乡的独特个性。
在理清文学发展史线索的同时,倾力挖掘阙失的地方文学史资料。主要途径,一是冲破狭隘的一隅之地,适当融入吴地区域,当然其论述不能离开本土。如先秦常熟文学开篇是“原始歌谣”,《常熟文学史》由典籍所记吴歌,说到流传在常熟民间答孔子问路歌谣:“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尤其是通过调查获得河阳山歌《斫竹歌》,歌词是“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然后通过分析后指出这是一首原始歌谣。而河阳山历史上长期属于常熟行政辖区,靠近常熟虞山的西麓。先秦常熟文学还包括“巫咸卜筮”、“先秦吴歌”和“文学子游”三节,也都把论述的区域作适当扩大,但又不离常熟本土,因为常熟有巫咸的遗址,有仲雍的葬墓,有吴歌的流传,有言子的遗址。二是舍弃“文学”的现代理解,采用传统关于文学是“以文字记载的思想意识”的理念把原始歌谣、历代碑铭、文学藏书等相关内容纳入文学史研究范围,从而弥补了一些历史时期文学资料的阙失。如相传萧统的《招真治碑记》、常熟出土的唐宋碑铭文、常熟的藏书等。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同样不离本土之根。如常熟有“昭明太子读书台”,历代常熟市志对其演变有具体记载,常熟历修县志都有梁天监二年汉天师十二代孙道裕于虞山南岭下建招真寺的记载,并记有《招真治碑记》一文,北宋《吴郡图经续记》和常熟方志都认为是萧统所作。三是本着“古人从宽今人从紧”的原则,对于进入常熟文学史的作家作了如下的规定,即常熟人、长期生活在常熟又有作品描写常熟的人和短期游历但写下著名诗文的人。这样就较好地构建了常熟文学通史的体系。
二、县级文学通史特色的积极探索
《常熟文学史》作为区域文学史,其内容和写法必然与全国文学史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同时又必然与全国文学史有着无法抹杀的区别,这种联系和区别就构成了区域文学史的特色,这里的“特色”不是常熟文学史的特色,而是作为区域文学史区别于全国文学史的普遍性特色。这是撰写区域文学史需要把握的。在这方面,《常熟文学史》作了积极探索。
首先就是《常熟文学史》重视区域文学史同全国文学史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一是体现全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规律。按照文学起源的理论,最早的文学艺术起源于集体生产劳动。劳动韵律和生产行为的再现,是歌谣和舞蹈产生的源头。前人将诗歌、音乐、舞蹈结合起来加以说明原始的文学形态,符合文学萌芽的客观规律。全国文学史揭示了这种规律,《常熟文学史》在先秦文学部分着重写了“原始歌谣”和“先秦吴歌”同样揭示了这种规律。我国有可信的文字记录始于商朝的甲骨卜辞,而甲骨卜辞大多是以散文(里面有韵语)的形态出现的。《常熟文学史》根据《越绝书》、《史记正义》等记载,根据常熟虞山有巫咸的摩崖石刻,有巫咸祠、巫相岗等遗址,认为巫咸是常熟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诗人。全国文学史揭示,随着北方战乱大批文人逸士南迁,随着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到明清之际文学发展的中心转移到江南地区,《常熟文学史》就展示了常熟文学明代称盛、清代鼎盛的图景,充分展现了明清各类文体争妍斗奇、影响全国的局面。《常熟文学史》还以本土文学的叙述显示了近代文学转型的真是图景。二是注意全国文学发展的宏观背景。如明清之际诗坛,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派、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鼎足而立声势颇显,而其中虞山派局众家之首。《常熟文学史》就充分展示虞山派的魅力,肯定其在全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揭示其与其他诗派之间的关系。《常熟文学史》列专章论冯舒、冯班诗论和诗作,根据张鸿《常熟二冯先生集》跋关于“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隐然立虞山学派”的论述,把二冯的诗论放在宏观背景中去观照,揭示其对全国文学批评理论的贡献。再如,在论述清中叶常熟诗坛时,认为这时,新城王士祯、长洲沈德潜、钱塘袁枚影响所及,“神韵”、“格调”、“性灵”各种诗歌理论先后登陆常熟诗坛,各领风骚,孕育常熟新诗人,从而把常熟文学安置于全国文学发展格局中,揭示了两者的联系性。
区域文学史的特点更是表现在提供独特的内容,为全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做出贡献。事实上,成功的区域文学史必然会提供给全国文学史新的发现。如中国文学史家普遍认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原始歌谣是《弹歌》,但《常熟文学史》提供的《斫竹歌》就对此说提出挑战。编者认为《斫竹歌》是《弹歌》的原型,后者是前者的文人记录。主要理由是两首歌谣相似成分太大,但从方言、章法、句法、内容和曲调来看,《斫竹歌》具有更强的原声意味,反映了远古时代吴地的劳动情景,保留了原声的自然形态。如“斫”、“逐”在河阳山地区的方言中不但保留了它原来的语音,而且保留了它原来的语意。而“断”字的出现晚于“斫”字,而且“断”在《说文解字》中作“截也”解,“续”作“连也”解,明显带有文人修饰的色彩。当然,两者诞生年代孰先孰后还有待考证。邓绍基先生把这方面主要探索,归纳为“人无我有,人简我繁”。所谓“人无我有”,是指常熟文学史或多或少地对通常文学史的补充作用。如通常的文学史很少叙述藏书家,明清时代的常熟藏书家如脉望馆主人赵琦美、汲古阁主人毛晋等,恰恰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常熟文学史》特设专章予以论述,长处及特色自见。常熟在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也多有著名人物,如在全国文学史中不见的元末画坛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编者着重分析其题画、咏画诗。“他以画家兼诗人的眼光题画,所以诗中既有清晰的画面形象,又有引人遐思的神韵,是有声之画,如《王摩诘春溪捕鱼图》、《王晋卿万壑松云图》、《为袁清容长幅》等诗多有飘逸、飞动而空灵的意趣。”(邓绍基《常熟文学史》序)如清末名臣翁同和,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创作甚丰,而其创作成就每每被其显赫的政治地位所掩,因此在现有文学史中总付阙如,《常熟文学史》列出专节充分肯定其文学创作的地位。再如,现有文学史不列国学大师钱仲联的创作,《常熟文学史》列出专章论述“钱仲联的生平与诗词创作”、“钱仲联的诗词笺注”和“《清诗纪事》及其他”。所谓“人简我繁”,是指常熟籍的有些作家,如钱谦益和曾朴等,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都没有也不会缺席,但因为是在全国范围观照前提下的写作,对他们的论述文字有限,但如果进入《常熟文学史》中,观照前提有所变化,论述文字必然会增加,内容也将有所丰富,甚至列出专章论述也是应该的。如宗白华在一般现代文学史中所占篇幅很少,而且往往只是说他的小诗,在《常熟文学史》中就列出专章论说,包括“生平与文学活动”、“《流云》的意境与风格”、“《新诗略谈》及其他”三节,肯定他的新诗创作和理论是新诗运动的重要收获,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这种安排应该是恰当的。
三、撰写县级文学通史的观念创新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众多,由于撰写者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和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因此其体例和格局差别很大。林传甲是个守旧学人,因此他的文学史就包括经史子集的著作,黄人的文学史著作体系,就基于其真善美统一的标准;1940年代后的文学史,从范畴到体例都同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背景相关联的。邓绍基先生认为“文学史创新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学术研究最贵创新精神,文学史的全局创新,框架、体系乃或观念的创新,常常最受人重视从而获得高的评价,而且有可能成为文学史编写历程中的路标式著作。”“但如果我们把文学著作的创新理解得宽泛一些,局部创新,也很可贵”(《常熟文学史》序)。《常熟文学史》的有益尝试,也表现在文学史写作观念方面的局部创新。
由于《常熟文学史》写作观念的创新,引起了文学史体例和格局的变化。《常熟文学史》内容的起始是先秦,终点是新中国建立,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把古代、近代和现代割裂开来的格局,更好地体现了“通史”的体例。《常熟文学史》重视民间文学,在“先秦常熟文学”章中列入“原始歌谣”和“先秦吴歌”,在明代文学中肯定了下层戏剧和民歌创作,在“现当代常熟文学”章中列入抗战期间群众性创作,《常熟文学史》在体例中列出“常熟白茆山歌与民间故事”专章。《常熟文学史》突破纯文学的传统观念,给予通俗文学以重要地位。在“近代常熟文学”章中,列出“近代常熟报刊与文学”节,描述了近代常熟地区报刊的编辑出版盛况,特别是肯定其中最有影响的由曾朴、丁祖荫、徐念慈创办的小说林社及《小说林》杂志的影响。列出“徐念慈与科幻小说”节,指出:“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的成功创作,标志着国人自创科学想象与文学情趣结合,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科幻小说真正城乡成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出体裁。”列出专章论“徐枕亚与鸳鸯蝴蝶派小说家”,重点肯定鸳鸯蝴蝶派重要代表作徐枕亚的《玉梨魂》,还评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俞天愤、中坚人物吴双热和姚民哀等人的通俗白话小说创作成就。尽管以上种种安排的合理性可以讨论,但我们却无法否定其创新的精神,无法否定其提供的有益启示。
文学史观念的更新,还指撰写中对文学现象评价的观念创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所以对于今人来说,“君臣之分”和“华夷之防”一类思想已经显得非常的落伍陈旧,“但清初遗民诗是永存的,这永存的根本在于它们高扬着浩然正气”。清兵南下,在江南地区进行血腥屠杀,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甚或是空前的野蛮暴行。《常熟文学史》化了不少篇幅叙述常熟籍明末抗清英雄瞿式耜的诗歌和散文,而且列出了常熟一批明末遗民诗人的诗歌,肯定其重要的易代之际的史实和民族共具的情感。指出这些以血泪书写的诗章,战斗锋芒笔录,荡漾着人类良知和文名的正气。在明代诗歌部分,著作还论及常熟的闺秀诗人翁孺安和渔家女儿许兰等,由此肯定“晚明常熟的文风不限于士人阶层,已下移到畎亩渔猎之家”。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评价历来颇具争议,《常熟文学史》指出:“纵观钱谦益的一生,仕途上几度浮沉,经历极为坎坷,思想与行状又非常复杂,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的诗歌成就和诗文理论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编者分三节论钱谦益的诗歌、散文和诗文论,在评诗时以降清为界把钱诗分成前后两期,分析后期诗歌重点揭示其作品所包含的“复杂难言的感情”,尽力作出恰当的评价。著作以“柳如是的诗歌”一节解读柳诗,结论是:“柳如是不愧是常熟文学史上,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家中的佼佼者,是一颗璀烂明亮的巨星。”再如唐以后的辞赋一般评价不高,文学史往往忽视。《常熟文学史》从实际出发,列出专节评论“明代常熟的辞赋创作”,尤其是充分肯定了桑悦的辞赋创作成就,指出“桑悦的赋,正体现出明赋转折期的特点。”在清代文学部分,又论常熟骈体文作家如邵齐焘、吴蔚光、张燮等,这也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观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