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余所高等院校、70余家科研机构、30余家文博及档案机构、750余位专家……日前颁布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说囊括了目前我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骨干力量。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蓝图的绘就——

  ■评论：十年磨剑出精工

    □冯文礼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古籍整理研究、古代文史研究及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绘就了未来10年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蓝图，必将为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写下新的辉煌。

    这是我国第7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1960年起，有关部门已陆续制定、颁布了6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这些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已达2.5万种，近年来年平均出版2000多种。

    这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厚重《规划》。491种具有文化积累价值、体现国家水准、能传之久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赫然其中。可以说，《规划》涵盖了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展现了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趋势。

    这是一部举全国之力精心编制而成的《规划》。120余所高等院校、70余家科研机构、30余家文博及档案机构、750余位专家全身心投入，呕心沥血3年多，先后论证20多轮。可以说，《规划》高屋建瓴，学术视界开阔，堪称经典之作。

    这又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权威《规划》。《规划》以科学的编制、鲜明的导向、宏大的队伍、有力的保障，融学术性、科学性、前瞻性、权威性和系统性于一体，必将载入古籍整理出版的史册。

    古籍整理工作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基本体系，是保留中华民族永恒记忆的有效载体，是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传承者的广阔平台。可以说，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未来10年古籍整理出版蓝图的绘就，不仅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形成，而且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又一里程碑。

    十年蓝图已绘就，十年磨剑出精工。这就需要我们当代出版工作者，牢固树立使命意识、文化意识、现代意识和传承意识，力争出版一批功在当世、传之久远的古籍精品。唯有此，才能对历史负责，才能对民族负责，也才能对子孙后代负责。

    国家主导 国家意志 国家水平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编制综述

    □本报记者 冯文礼

    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日前颁布实施。《规划》共列入491种项目，分为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出土文献、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综合参考、普及读物和古籍数据库等九个门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

    突出传承力 拓展延续性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盛世修典、以文化人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好传统。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科学编制并组织落实好中长期规划，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顺利发展的成功经验和重要保障。

    正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所指出的，“我国古籍极为丰富、数量庞大，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导向，按照轻重缓急，结合实际力量，分阶段、分层次做出整理出版规划。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重要职责就是依靠专家的力量，按照古籍整理的规律，结合实际力量，分步骤制订规划、明确重点。”

    可以说，做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环节，对于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主导、牵头作用的组织协调机构，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历来重视规划的编制工作。古籍小组在成立之初，就将编制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和神圣使命。

    从1960年起，古籍小组陆续颁布《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9-200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等6个出版规划。

    通过规划的落实和实施，较好地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规模稳步提高，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稳步推进，初步形成一支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单位共同组成、具有较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

    突出权威力 强调科学性

    创新编制方法，加强评审论证，保证规划编制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是此次编制《规划》的一大亮点。

    此次编制的《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第7个规划。为体现国家意志和古籍整理出版的导向，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在充分吸取前6次规划编制经验的基础上，古籍小组经过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自上而下”——古籍小组组织专家根据国家层面文化发展的需要，提出亟须整理出版的重要项目。早在2009年10月初，古籍小组办公室组成了以古籍小组副组长袁行霈为组长的古籍专家组，参考文化部公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对全国古籍总目进行梳理，列出各类具有较高文化、学术、艺术等价值的版本，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应重点整理出版的项目500种。2010年5月至12月又组织专家学者进行3次论证，遴选出了一批206种骨干工程项目。

    “自下而上”——古籍小组又面向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开展项目申报工作。2000年8月，古籍小组办公室向各出版单位和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下发了申报通知，共收到申报项目2453种，古籍小组办公室2010年1月至10月组织专家召开了5次论证会，通过严格评审，确定532种项目。

    两方面的项目合计738种。为使规划项目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古籍小组办公室展开了细致严密的评审和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2011年5月，古籍小组办公室邀请全国古籍文献方面的专家共20人，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部分选题进行综合论证。根据国家当前古籍整理和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出亟待整理的项目，以完善整个规划。经过专家研究评议，形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稿），确定项目553种。

    2011年6月至11月，古籍小组办公室将《规划》（征求意见稿）向古籍领导小组成员部分专家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并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的精神，古籍小组办公室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对已列入项目再次甄别遴选，并增补专家推荐的部分项目，同时，《规划》涵盖了正在实施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的古籍项目117种，确定《规划》项目636种。

    2012年4月，古籍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古籍整理专项工作会议，邀请35位专家对《规划》（草案）进行进一步论证审定，经过反复论证，优中选优，慎重取舍，最后形成了收录491种项目的《规划》。

    突出引导力 彰显时代性

    《规划》的编制，特别注重强调引导功能，既注重延续传统，加强传统古籍的深入整理，又注重新领域、新方向的拓展与开发。

    “要加大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力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郑重提出。由于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承担着引导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导向功能。因此，此次《规划》在编制过程中，特别突出了在引导力、时代性上下工夫。

    一方面，为全面反映我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新成果，体现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思路，充分发挥引导作用，《规划》在编制过程中着重突出了五项重点内容：

    全面梳理我国古籍资源、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古籍整理基础性出版项目，如《中国总书目》囊括了《中国古籍总目》、《新中国古籍整理总目录》等多个子项目，对于摸清我国古籍家底，总结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海外所藏中国古籍总目》对目前世界各地的中国珍稀文献进行调查、收集、编目、整理，有利于对中国文献在世界范围内的收藏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系统影印复制国内未见或稀见的重要古籍，促进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珍本回归的整理出版项目，如《海外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海外所藏稀见书画文献丛刊》以及高校古委会组织实施的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所藏中国善本古籍影印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

    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石刻、写本、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规划》中此类项目共计61项，占规划总数的12.4%。这些项目既有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的跟踪，也有对相关出土文献的深入整理和研究，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等项目。

    系统整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如《孔府档案全编》、《徽州文书》等项目，对于扩大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创新技术手段，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规划》共列入20个数字化项目，既有古籍全文数据库，也有具有较高信息含量的知识分析系统，反映了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方向，如《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二十四史知识分析系统》、《殷周铜器铭文知识库》等。

    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具有较高整理含量的传统基本典籍的整理出版，体现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传承性、延续性和系统性。如《新编新注十三经》以全新编纂思路，对传统典籍进行重新编排和系统整理；《全唐五代诗》、《全明诗》、《全明文》作为“七全一海”计划中最后三种尚未完全出版的大型文学总集，延续到《规划》中继续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一批享有盛誉的丛书，在规划中安排数十种新品种。

    突出整合力 体现系统性

    凝聚各方面力量，整合上下游资源，这是合力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规划》编制伊始，古籍小组一方面加强与上游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的沟通和协作，另一方面加强对下游的出版单位的指导和资源整合，同时做好上下游的协调，通过统一规划和安排，团结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存藏和古籍出版等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

    《规划》基本囊括了目前我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骨干力量。共有750余位专家作为项目主持人及主要整理人员直接参与项目的整理研究，其中正高职称530余人，副高职称130余人，拥有高级职称的整理研究者占总人数的88%。以这些专家为龙头，带动相关学科一大批研究者共同投入到《规划》项目整理和研究之中。相关整理研究人员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大学等120余所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医科学研究院等70余家各级科研机构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30余家文博及档案机构。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中还吸收了来自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科研力量，共同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

    《规划》中已经确定承担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达70余家，其中古籍专业出版社承担项目382种，占项目总数的78％。形成以长期坚持古籍出版、具备古籍出版优势的专业出版社为主体，其他具有古籍出版业务的综合性出版社和有关出版社共同参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古籍整理出版格局，为《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古籍小组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别注重加强项目的协调组织和引导，提倡通过项目实施加强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规划》中不少特大型、大型项目，承担整理和出版的团队以经验丰富的老专家牵头，以功底扎实的中年专家为主力，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和编辑，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承前启后的古籍整理人才梯队，为我国的事业锻炼了整理和出版两支队伍。

    突出保障力 注重创新性

    加强组织领导，创新管理机制，为《规划》落实和实施提供性质有效的保障措施。

    《规划》勾画了2011-2020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宏伟蓝图，要将蓝图转化为精品力作，执行和落实是关键。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为《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机制。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古籍中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出版单位主管部门、各有关出版将《规划》项目作为重大项目、品牌工程、骨干工程来抓，加强分工负责和监督管理，充分利用国家级、省级、出版单位重点出版物规划体系，有效实施《规划》项目。同时，要加强《规划》项目执行情况与出版单位评估考核、政府推优评奖等工作的衔接，切实发挥政策支持的引导作用。

    二是完善资金保障机制。为了有效推动《规划》的实施，充分体现《规划》的示范带头作用，鼓励精品出版，在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国家出版基金等评审工作中，将对《规划》项目予以重点关注和支持，优化配置出版资源。

    三是健全质量保障机制。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出版单位主管部门，对于《规划》项目的实施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在资金、人力、时间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各承担项目的出版单位要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做到人员（领导、责任编辑、作者）、资金、时间三落实。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好书稿内容、编辑加工、装帧印刷等环节的质量关，确保项目的出版质量和出版进度。

    四是建立动态管理机制。《规划》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出版工程，将定期进行增补和调整。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加强监督管理力度，每年检查《规划》的执行情况，建立淘汰机制，对不能按时完成或质量达不到要求的项目予以撤销，并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适时增补新的项目，确保《规划》的质量和进度。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