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有几个亮点引人注目：一是突出了出土文献的整理。这类项目一共61种，约占全部项目的八分之一，其中有些是新出土或新发现的资料。二是囊括了若干集大成的项目。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明杂剧》等。三是覆盖领域宽广。在范围、种类和结构方面有较大突破，不仅仅局限于四部典籍，加大了农学、医学、天文、水利、建筑等各类典籍的整理出版力度。四是慎重对待前人已整理过的古籍。列入《规划》的新整理本必须是补充了新的资料，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后出转精。五是重视古籍数字化工作。这类项目共列入20项，既有古籍全文数据库，也有具有较高信息含量的知识分析系统，对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程毅中：整理思路宽

    《规划》以十年为期，比以往五年为期的规划时间长了一倍，比1960年的八年规划、1982年的九年规划也丰富得多。这个规划是在已有多年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含有某些拾遗补阙的意图。这个规划除了容纳了许多出版社申报的选题以外，还列入了一些规划小组提出的重大项目，如《古本戏曲丛刊》的六、七、八集和《中国总书目》等，意在用更多的力量来抓重点选题，体现了国家的主体意识和规划的系统性、导向性。这个规划主要是根据各出版社申报的选题而制定的，包括了一些非专业的出版社，因此思路很宽，整理的方式也多。

    程章灿：一个好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现实感，还要有明确的方向性。《2011-202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经过长期的酝酿、讨论和修订，在历史感、现实感和方向性上都有突出的表现。列入《规划》的项目，总共491种。对一个十年规划来说，这个数目似乎并不很大，但是，《规划》所涵盖的书目，其实远远超过491种。重视海外回归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也是整个《规划》的一大亮点。近年来，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在《规划》中也有所反映。《规划》所涉及的整理方式丰富多样，最值得一提的是“古籍数字化”一类。古籍自然是历史的产物，而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却要立足于现实，致力于承前启后，沟通过去与未来，它的根本方向，是指向未来的。这就是文化传承的方向。《规划》所指引的，也正是这样的方向。

    杜泽逊：纲领性文献

    这是一部能够体现当代学术水平的、体大思精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国家规划，称得上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又一里程碑。这部十年规划，首先体现了国家古籍整理事业的延续性。还体现了国家层面上的导向性。有的项目尚未落实整理者，或者尚未落实出版者。但却列入了规划。规划中列入了一批填补空白的项目。这部十年规划在发掘整理公布出土文献和传世稀见文献方面表现突出。总之，《规划》确是我们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事业的纲领性文献，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学术引领意义将愈益明显。

    张涌泉：筑文献书库

    这些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古籍（包括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宏观指导。继此前业已实施的六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后，最近又制定颁布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列入《规划》的出土文献项目，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新材料的刊布、集大成的汇编、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此外，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出土文献的数字化也没有在《规划》中缺席，如《殷周甲骨文知识库》、《殷周铜器铭文知识库》等一些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工程也都已考虑到了。总之，地下之新材料的刊布、整理、研究乃至数字化都在《规划》中有了充分而全面的展示，这些项目的全部完成并出版，将构筑起一座巨型的出土文献书库，那真是一个让人憧憬的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春天。

    安平秋、顾永新：古学薪火长

    《规划》涵盖了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展现了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趋势。规划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主要在于它的遴选和制定顺应了古籍整理研究的内在规律性，调动了相关学科学者和出版单位的积极性，经过自下而上的普遍申报，以及自上而下的反馈调整，最后由各领域权威专家认真评议，反复酝酿，这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使得规划制定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纵览整个规划，布局合理，主次分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研究是整理的深入和升华。古籍整理研究人才梯队建设也是规划的着眼点之一，既充分发挥年高德劭的老专家的优长，又注意调动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积极性。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