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影响深远,自唐以来,研究《文选》逐渐成为一门专门之学。钱锺书说:“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管锥编》)
唐代“选学”以学术型的李善注、普及型的五臣注为代表,流传甚广。宋明以还,“文选学”一脉不断,续有发展。及于清代,古学大兴,特别是乾嘉时期的一批学者,继承顾炎武的求实学风,以考据学推进《文选》的研究,在校勘、音义、训诂、注释、评点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选学”专家和学术专著。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一书中专列“文选学家”一项,并云:“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此举其有论著校勘者。”下列潘耒、何焯、汪师韩、张云璈等十五人,足可见“选学”之盛。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等书统计,清代的各种《文选》版本,及加有跋语、批校、评点的《文选》本子已逾百种,各类专门的研究著作有七八十种,各家未刊稿本尚无法悉数统计。清代距今略近,“文选学”研究成果对当下的“选学”发展尤多借鉴作用。
清康熙朝,先是康熙十一年(1672)愿好堂刊行明张凤翼《文选纂注》,二十五年钱士谧重刊明汲古阁本《文选》,五十八年吴学廉、沈麒祯辑刻《文选诗抄》,还有康熙间洪若皋辑刻《梁昭明文选越裁》十一卷。此期间的选学家主要有洪若皋、姜宸英、顾施桢、邵长蘅、李光地、何焯、徐文靖、陈景云等人。此时的“选学”研究尚存明代遗风,以评点为主,其中洪若皋《梁昭明文选越裁》、顾施桢《文选六臣注疏解》等较为重要。
乾隆朝,这一时期翻刻毛氏汲古阁本《文选》甚多,如乾隆十一年(1746)周氏怀德堂刻本、二十五年嵩山书院刻本、二十七年杨氏儒缨堂重修本等。这一时期的“选学”研究家的人数和研究专著的数量较前猛增。这一时期的选学家主要有杭世骏、汪师韩、余萧客、许巽行、于光华、段玉裁、孙志祖等人。于光华的《文选集评》,对明清两代的评点成就进行了汇集,为评点派的集大成之作;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余萧客的《文选纪闻》着重搜集唐以来各种著作中有关“选学”的零散材料,加以总结。许巽行的《文选笔记》、孙志祖的《文选考异》,均为清代较早出现的校勘专著,在学术的突破和积累上功不可没。
嘉庆、道光两朝是“选学”发展的巅峰时期。生活在这一时间段的选学家主要有王念孙、张云璈、石蕴玉、顾广圻、朱珔、梁章钜、薛传均、胡绍煐等人。他们研究角度之多样,涉及范围之广泛,均前所未有。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是胡克家影刻宋本《文选》的面世,改变了明末以来汲古阁本《文选》垄断学界的局面,成为学界研究的必读之书,其校勘成果《文选考异》也成为清代“选学”校勘的力作。汪师韩、孙志祖的“选学”著作也在嘉庆初问世。在校勘、训诂、文字、名物等方面均有新的发现。这一时期的著作,除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影刻宋本《文选》外,还有嘉庆四年(1799)顾修刻《读画斋丛书》,其中收汪师韩撰、孙志祖补《文选理学权舆》九卷,孙志祖撰《文选考异》四卷、《文选李注补正》四卷。稍后,道光十一年(1831),张云璈《选学胶言》刊刻;十八年,梁章钜《文选旁证》刊刻。胡绍煐亦在道光间撰成《文选笺证》一书。
咸丰间,何焯弟子陈景云撰有《文选举正》一书,惜未刊刻,仅有咸丰七年(1857)周镇抄本。同治间,崇文书局刻胡克家影宋刻《文选》。光绪间,李详撰成《文选拾沈》等书;同时程先甲所撰“选学”著作亦不少,除《选雅》一书外,大多未刊刻。晚清虽有朱铭、杜宗玉、沈家本、李详、程先甲等选学家,但时代已变迁,学风已转移,“选学”在旧的土壤里已无从发展,专著甚少,研究亦趋式微。
为了对清代的“文选学”研究作一总结,也为了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使用的方便,特邀请中国文选学学会会长许逸民先生担任主编,“文选学”研究专家顾农先生为编委会成员,对清代“文选学”的发展作一梳理,从中选取清代“文选学”最有成就而又成系统的数十部专著,编成《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一书。清代“文选学”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评论、校勘、注释三个方面,故本《集成》选取的著作皆为这几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编排次序大抵以刊行年代先后为据(无确切刊行年代的,则以成书时间为据)。一些著作,如胡克家的《文选考异》十卷,已出版多次,甚便寻找,故此次不再收入。
本《集成》在底本的遴选上尽量选择最早和最完整的刻本。每种著作皆撰写提要一篇,主要简介作者生平与著述,以及其书的主要内容、特点价值、版本情况等,并注明本《集成》所据以影印的底本,希望能为广大“文选学”研究者提供一点便利,为新时代“文选学”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全20册),广陵书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300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