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樯
王干先生尊汪曾祺为自己的“启蒙导师”,而王先生恰也是我的文学启蒙导师----大学期间就去过几次南京市湖南路上的《钟山》编辑部,当时王干先生正是该杂志的编辑。这样说来,我该称汪老为“师爷”了,所以一拿到王先生的这本书,顿时觉得亲切,书香扑面而来。
虽然非常汗颜只在二十几岁时读过汪老的《受戒》,也异常喜欢沈从文、汪老这一路的文气。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愚钝无知,竟自舍下了这些中国美学意境已臻巅峰的大师们,一头扎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怀抱,囫囵吞枣地爬了几年图书馆,到头来仍是一脸的懵弊。回头想想,确实有几分悔意的。一个在传统汉语语境下长大的年轻人,还没拎清母语文学的词语、符号和经络,怎么可能理解和吸收依靠翻译摊在面前的西方现代文学呢?再细想想,到今天为止,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或者对年轻写作者的侵蚀,已经可以画上休止符了。至少,西方文学仅应只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中国本土文学的语境和气象,早已在汪曾祺等人身上实现了和西方现代文学平分秋色的布局,而不应再是一边倒的局面了。
“汪曾祺可以当之为愧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王干先生对汪老的这段高度评价,我的理解是,汪老的小说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们就是“中国式现代派”。这样说,我相信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通过王干先生的笔触尽情感受一位“大师”的三绝:小说、书画、美食。
单说汪老的书画,也是尽得中国意象画之风流的。有一次,王干先生去拜访汪曾祺,“老头子得意洋洋地请我欣赏他的国画新作”。汪老的客厅里只挂了一幅张大千的油画,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是扔到书橱上,唯独这一幅,“反而请人裱糊好,端端正正地挂在客厅里,可见其喜爱的程度”。这是一幅题为《荷塘月色》的画,它妙就妙在“画面上只有密密麻麻的荷叶,并没有出现月亮,但那些摇曳的荷叶又让人真切地感到月光的存在。这种构想可谓深得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读到这儿,你就该明白,那是一幅怎样迷人的画儿了吧,也难怪汪老要“洋洋得意”地把它高悬于自家的客厅里。
在这本书里,王干先生除了通过诸多小说名篇,对汪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他小说的结构、意向美学以及“汪味”小说的文气、脉络进行了精彩、精辟的论述和肯定,他还饱含温情地向我们描述了与汪老的交往,除了现实的接触,更多的则是那种惺惺相惜的神交。这种与大师的交往当然是每一个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也写过与一些文学前辈交往的文章,但相比之下,王干先生的叙述更有温度,更富真情。是那种饱蘸着对恩师的无限敬意,黏附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伤感式的温度,是那种斯人已去,大师不再却仍念念不忘,无法释怀的真情。自然而然地,王先生的这些篇目里,笔笔有温情,处处留“汪味”,读来意味氤氲,情义缱绻,是那种令人非常舒服的阅读体验。
相反,大学期间读过许多王干先生的文学批评文本,毕业论文更少不了参阅他发端的“新状态”小说所有文论。那时的我并未感觉到他是一个有温度、温情的人,而是更显理性、直接,甚至有些刻板。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性情的人,却未想到他还有如此这般的柔软、细腻。想想又要怪自己愚钝了。
多年来,我一直揣念着就应该踏踏实实沿着隋唐演义、《三言二拍》、《聊斋志异》、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路的“中国文脉”,去研习自己的小说创作就可以了,就足够了,而且似乎更能如鱼得水,受用终身的。读了王干先生这本对汪曾祺的评传,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但愿亡羊补牢,为时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