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僧诗总集》编辑手记

    历时八年，《中国历代僧诗总集》终于付梓。这是中华历代诗僧杰出文学才能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宝库中的一次有益补充。项目创意始于20世纪90年代，历时20余年始编纂成稿，又历时近八年而得以完成排版、编校工作。有各位专家学者的凝心聚力、坚持不懈，有各级、各界领导的长期关心与支持，这部中华佛教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完美融合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得以顺利面世。     

    1991年，在湖南益阳召开的唐代诗僧齐己的研讨会上，林凡先生提出编纂一部《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的倡议。会后，在周艾若、林凡、郁贤皓、沈玉成等学者主持之下，僧诗全集的编纂工作逐步开展。《全集》编纂伊始，便受到赵朴初先生的关注。赵朴初先生专门题写了书名并撰写了序言，起到了为《僧诗全集》精准定位的作用。

    根据编纂计划，全集据时代分为五卷。1996年，《晋唐五代僧诗全集》初版精装注释本问世，成为《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的“启动宣言”与工作范例。从《晋唐五代僧诗全集》开始，卷帙浩繁、史无前例的《中国历代僧诗全集》便进入了实质编撰过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工作繁难而艰巨，然而因其开拓意义和集成作用，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又经过漫长的二十年，在学术界、佛教界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作者、编辑的共同努力，全书终于得以整体呈现于读者面前。

    此次推出的《中国历代僧诗总集》，既是《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的延续，又有不少创新与变化。内容上，篇幅最大的清代部分同时完成，首次面世，并增加了个别民国诗僧作品，更加全面丰富；形式上，此次先行出版线装典藏版，是对原有编辑出版计划进行的重大调整；名称上，因考虑到目前条件所限，历代僧诗收录齐全十分困难，遗漏之处时有发现，本着审慎、严谨、客观的精神，经商议，最终定名为“总集”。

    《中国历代僧诗总集》收罗了佛教文明传入中国之后，自东晋至晚清1600余年间，3160余位释子吟咏唱和并且流传至今的诗篇13万余首，1700余万字，线装24函188册，12800余筒子叶。这是中国传统诗歌总集之中前无其例的巨著，不但反映了中华佛教文明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诗歌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代僧诗总集》的编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式启动，至今已历时二十余年之久。在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确定了全书一致遵循的体例，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就是：（一）在全书的五个分卷之中，编入诗僧的顺序均以出生年代先后排列。每一位诗僧都有一篇传记，并且说明引据的底本。（二）《中国历代僧诗总集》对编录的诗篇作出校勘与标点。校勘原则是，尽可能选择善本作底本，忠实于底本。为免使全书篇幅过大，一般不出校记。凡编纂者所作少量校记，以“校”或“按”的形式，附录于诗句之中或诗篇之后。

    《中国历代僧诗总集》全面揭示了中国历代僧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深邃的哲学理念，集中展示了诗僧群体的艺术才能和创作成果。《中国历代僧诗总集》的编撰，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书稿规模宏大，内容翔实。作为第一部“僧诗总集”，本书从浩如烟海的诗文集、地方志书和佛教典籍等历代文献资料中爬梳整理，广搜博采，收录自东晋至民国3000多位诗僧创作并流传至今的13万余首各体诗篇，内容十分丰富。对编入其中的诗篇，作了必要的校订。收录的每位诗僧均附传略，简述其生平，交代其诗作出处。目前国内所藏历朝僧人别集，基本收集编订在本书之内，同时还据地方志、山经寺志、总集、类书、诗话以及中外所藏大藏经等文献，辑出大量作品。

    二是选择版本优良，资料珍贵。整理所据底本，以祖本、善本、足本为主，具有珍贵的版本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地方志，则以编撰年代为引称的顺序。全书以《清代僧诗》篇幅最大、内容最多，编入本集者，则有清顺治刻本4种，康熙刻本70余种，雍正刻本3种，另有稿本3种，旧抄本4种。其他罕传珍本，不一而足。散藏于全国各地的僧诗资料，大都收罗赅备。底本除采自国内外主要图书馆，还包括收藏在民间与寺院的刊本、抄本等。

    三是编撰阵容强大，整理规范。本书编委会由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和对本书出版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相关人员组成，堪称阵容强大。参与本书编录、整理等具体工作的超过50人，以国内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和高校教师为主，分别来自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整理工作从底本甄选、标点校勘到编排校对等，都严格按照学术与出版要求，力求严谨规范。

    四是编校人数众多，校对严谨。大型文献的收集、整理，从来都是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僧诗的收集整理尤为如此。回首这八年，编辑小组焚膏继晷，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中国历代僧诗总集》项目工作量之巨大，远远超乎预先估计。《总集》收录历代3000多位僧人诗作13万余首，1700余万字，可谓鸿篇巨著，搜罗匪易，价值珍贵，凝聚了众多编纂人员的辛劳与心血。而由于书稿成于众手，尽管在编撰之前已经确立了整理体例，而交稿时还是发现偶有体例不尽一致的情形，为此，编辑小组首先明确严格按照已定体例加以规范编校。此其一。来稿时有一部分都附有可供校核的底本，而有相当部分，或时间久远，底本存放未知；清代部分有四分之一的底本资料遗失，它们或稿本，或抄本，或清早期刻本，当时复印尚属易易，而于今日再次复印，几乎是天方夜谭，因此部分僧诗稿件不得不由编校人员尽力搜索，而善本资料则无从核校，只能通过诗词常识加以判断，然后提交各分卷主编确定。此其二。部分诗稿前均按照精装开本形式加以排版，各位整理者及分卷主编并予以了校核，而此次交稿，发现电子文本与前排打印稿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部分脱字、衍字情形，加上无底本核校，也造成了补字、删字的困难。此其三。出版线装本，完全按照传统格式（繁体竖排，小字夹注）排版，而在来稿时已经转换为繁体，但在校核底本时，发现有大量语词在简体转换为繁体时随机转换为台湾用词，如“回放”误转为“重播”，“循环”误转为“迴圈”，“数字”误转为“数位”，“字符”误转为“字元”，“公元”误转为“西元”等等，“信息”误转为“资讯”，“元音”误转为“母音”，“白面”误转为“白麺”，“算子”误转为“运算元”，“奔驰”误转为“宾士”，“资料”误转为“数据”，“因子”误转为“因数”，“水平”误转为“水準”等等，这些语词在诗句中显得很突兀，而且词不达意，造成了许多困惑。此其四。还有部分属于整理的小瑕疵，即点断讹误与辨字讹误，以及底本讹误而在整理时未能发现，在编校时注明“当作某字”，经复审、终审确认后尽量加以改正。此其五。另外，各分卷均按照作者生年排序，生年不确定者按卒年，生卒年均不确定者，则根据其唱和、交游情形大致判定其生活年代，然后排在该朝代之后。然而通过核查僧人年表，个别僧人的生卒年与僧人小传中所标有误差，通过反复核查，不得不重新调整其排序，因此也造成了部分重复排版工作。此其六。个别朝代来稿出现失收过多或与相邻朝代重复收录，编校时不得不重新梳理，其缺失部分，一方面请整理者重新整理，一方面由各相关责任编辑查寻增补。此其七。

    综上，尽管诗歌整理在古代文献整理中相对容易，然而遇到以上问题，我们还是不得不小心谨慎，从古而不泥古，尽力使中华诗词宝库中的这朵奇葩光鲜亮丽地展示在大家面前。而通过这一宏大工程的检验与锻炼，我们对历代僧人的行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他们杰出的艺术才华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也有了新的认知。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那些为本书出版牵线搭桥、出谋划策的先生、朋友们，尤让我们铭记在心。特别是几位年高德劭的前辈学者，不仅时刻关注本书的出版进程，同时也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而他们的高风亮节，以及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热忱之心，令我们深深感动。《中国历代僧诗总集》的出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百岁高龄的学界泰斗饶宗颐先生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对他们的指导和关心，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书主编杨镰先生在新疆遭遇车祸，不幸罹难。杨镰教授生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元代文学研究工作，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为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曾多次往返于北京、扬州、南京等地，与各方交流、沟通、协调，为此书的编纂出版付出了很多。他生前未能亲见本书问世，成为难以弥补的巨大遗憾。而通过我们的努力，如此宏伟的出版工程终于完整呈现，相信先生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千百年来，弘扬佛教，始终遵循着“契理”“契机”的原则。赵朴初先生有诗云：“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中国历代僧诗总集》是在国运昌盛、民气昂扬之中编纂成集，通过对古典文学之中的诗学的发掘整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展示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

    《中国历代僧诗总集》弥足珍贵，在于具有超越历史、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疆界的特色。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的魂。民族复兴，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昂扬为先导。传统是民族之本，每个辉煌的文明，都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作基础，都离不开对先人智慧与哲理的学习、认知与传承。我们相信，《总集》的编纂出版，不仅仅在于历代僧人在恪守佛教戒律时的遵循、传承中华文化，通过他们卓越的诗歌艺术才华，通过他们或语言隽永、或意味深长，或歌咏、或记事的诗歌，我们也能从中找寻出中华民族伟大的魂灵。

                                                        广陵书社刘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