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里堂道听录》的价值重现
广陵书社 刘栋
《里堂道听录》是清代“通儒”焦循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抄录前人或时人序跋、传记、著述文字的汇编,正如其《序》中所言:“每得一书,无论其著名与否,必详阅首尾,心有所契,则手录之”;“交游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无论经史子集,以至小说词曲,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如是二三十年,积稿二尺许,至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誊录完毕。
焦循一生以读书著述为主,中间除了五六年为阮元幕宾而外,基本上是幽居僻处,特别是嘉庆七年应礼部而名落孙山后,即返乡奉侍母亲,再不出仕。母亲卒后,托疾闭户,建雕菰楼,足不履城市十余年。从其《序》中可以看出,焦循每得到一部书,无论是购买,抑或受赠,抑或借阅,总是能够细心阅读,特别是对自己问学有所裨益的,辄加以抄录,而对于书中言及的人物轶事、学术评论、为政得失、刑狱案牍、声韵律历之类,无不收罗在内。对于时人的论学成果,焦循除了记录外,亦时加评说;对于时人言行的记述,主要的目的在于日后撰述时的采摭考证。焦循在经学方面的成就显著,有许多也得益于前人或时人的著述,这些借鉴,能够从《里堂道听录》中得窥一斑。
焦循注重抄录的内容,如卷一《朱文端公论礼》开篇便说其文集“多格言正论,有裨世教风俗,谨摘录之”,又如《陶陵鼎》一篇文后焦循案语:“此鼎今为琅嬛仙馆所得,……琅嬛主人以此鼎置诸焦山,……同人赋诗媵之,亦佳话云”,《心开随札》篇云:“仁和丁鲁斋所著《心开随札》,余见其二条,俱新奇,录之以备考。”又如《王鸣珂》一篇开首云:“嘉庆己未,阮抚军以海上洋盗艇匪未靖,广求直言,定海教谕王鸣珂呈海洋情形极详且切,多依用之。今录于此。”篇末焦循又说:“其后依王鸣珂之策,大著效验。……其详见余所撰《神风荡寇记》。”另外还有焦循亲眼目睹者,如《禄赖》一篇,摘录审讯安南艇匪时的供词,最后焦循说“嘉庆庚申,余在浙抚幕中,所见如此”。卷五《海烈妇》篇中焦循加有案语:“太史所举三家,余止见其一。乃王筑夫、张良御均吾郡以古文名者,并录之,以互见其事,亦以备论文者参考焉。”再如《惺斋论邑志舛谬》一篇,焦循说:“嘉兴王元启,杂著数十种,有《与诸生论修志书》,颇足以匡谬正俗,节录之。”等等,说明焦循非常注重所抄书的价值,有裨世教,嘉惠学林,通过实践检验的奇文良策等,都是焦循关注的重点,进而表明焦循经学致用的治学态度。
《里堂道听录》共抄录文字380余篇,前后历时三十年抄录誊清,并编辑成稿。焦循当时有没有付梓的想法,从其《注易日记》《里堂札记》等的记载如《乙亥手札•答徐雪庐》“循有此书五十卷,尊诗录入第十四卷中”的表述来看,不排除其欲刊刻问世的可能。但为何未能最终刊刻,却以手稿面目藏诸国家图书馆,也成为一个有待解开的谜团。
正因为《里堂道听录》以稿本面目藏诸深闺,一直没有人能够具体关注其中的学术价值,所以也很少被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因为关注乡贤旧著,始启动雕版刊刻《里堂道听录》的巨大工程,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这部巨著才首次以刻本面目问世。问世后,因为仍未能深入研究,有专家学者认为《里堂道听录》仍然是焦循抄书的汇辑,并无太大的学术价值,且书价昂贵,影响不广。此次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下得以首次标点整理出版,也揭开了《里堂道听录》的神秘面纱,其价值终于重现天下,以此来关照焦循一生的读书治学,也未尝不可。
本书整理者刘建臻教授如此总结《里堂道听录》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一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稿本为焦循、焦廷琥手迹,通过手迹判断,稿本存有不断加工的痕迹;二是焦循在抄录或誊清时著录了有关时间,于中不仅可以窥见焦循手录时扬州的天气状况,同时其中的用字如“补”“增补”“订”等也说明了焦循在不断地增补修订,最终厘定为四十卷本;三是可以补充焦循的学术交游;四是焦循在抄录时也撰写了不少所读书的书目提要,而且提要的形式多样,或记得书情形,或记其版本,或明写作缘起,或记成书经过,或记事件原委,或论学术渊源,或明学术宗旨,有裨于学术甚夥;五是保存了部分档案资料与已佚文献(详见《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一期)。
总之,《里堂道听录》的整理出版,不仅为学术界既往认识不足、重新发现其价值提供了便于阅读的文本(稿本由于多行草,不易辨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由于缩印,也为阅读带来障碍),同时有理由相信,该书的出版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学界对焦循学术成就的深入研究。
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