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徐世昌等编撰的《清儒学案》所载学者多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位(中华书局版《清儒学案·点校前言》),足见二百六十余年间有成就的学者为数之多。《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著述九千六百三十三部(王绍曾主编《清史艺文志拾遗·前言》),虽然研究者认为其取舍颇有失当,不妨据以领略一代学术文化要籍之丰富。
清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儒学。顺治年间,清廷借鉴历代施政经验,明确以“崇儒重道”(《清实录》第三册《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四)为基本国策。康熙年间,清廷进而以弘扬理学作为“崇儒重道”的突出重点。这一大政方针,终清之世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清廷亦具有保存文献,繁荣学术文化的意识。康、雍、乾三朝均提倡经学,且屡有大规模征集文籍、编纂丛书之举。乾隆帝在开馆修纂《四库全书》期间,颁发上谕云:“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比较明确地提出理学优先、兼重经史实学之意。此种文化政策对一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研究者关于清代政治生态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多有讨论。二十世纪前半期,研究者严词指斥清廷政治高压政策对学术发展的钳制作用。如刘师培认为,清廷“以朱学范民,则宰辅之臣,均以尊朱者备其位”,享其利禄者“大抵禹步舜趋,貌柔中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敦厉名实、不屈威武者“皆摈抑不伸”。(《清儒得失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者在吸取前贤精义的基础上,以更为开阔的眼界探讨汉学兴盛的原因。他们认为,清中叶官方文化政策与学界风气具有双向互动的特色。一方面,乾隆帝作为积极有为的君主,表现出吸取朴学精华,与时俱进的气度;另一方面,官方对汉学的优容,对汉学家起到激励作用。江藩《汉学师承记序》叙述清学演进,即以此意为精神气脉。近数十年来学界重新审视清廷的学术文化政策与学术发展的联系,侧重于探讨两者之间具有积极意义的互动关系,为正面评价清学的成就开辟出坦途。
近百年来,清代学术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近数十年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力量不断增强,有些学者长期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此,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总体看来,清代学术史依然是大有开拓空间的研究领域。
首先,关于清代社会政治生态对学术发展的影响,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以往的研究表明,清廷的文化政策对学术发展的实际作用是复杂的,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从清廷随着政治形势演变、施政目标转移而调整学术文化政策的实际出发,进行动态的、综合的考察;同时,对相应时间、区域范围内学者的人生际遇、学术活动与社会政治的关联,进行具体细致的实证分析,两者结合,评估其影响学术发展的时间段落与深广程度,当能得出更为切实而合乎逻辑的结论。
其次,清代学术的基本格局、发展脉络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考察清代学术的发展、演变,无法忽略汉学与宋学之关系。清代的汉学家,有不少人实际由宋学家蜕变而来。乾隆朝的一些学者被后人视为汉学家,其实他们一生都未曾割断与宋学的联系,如江永、程瑶田是典型的例子。又如阮元,有研究者将其尊为“乾嘉汉学的殿军”,但也有学者认为他是持汉宋相容的立场。科学地界定某些学者的学派属性,大概需要从其主要学术理念生成情况、研究实绩所体现出来主导倾向方面加以判断。专就理学而言,也还有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的关系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宋学家个体之间对待宋明理学遗产的取舍从违,也多有不同。忽略这种差异,即难以究观清代理学的流变。
其三,清儒的思想理论建树,还有待深入考察、总结。清代学术成果丰富、特色鲜明者莫过于汉学考证。汉学家的基本思路是对诸经施以精密考释,而后求其义理,即所谓“由词通道”。近代以来学界的主流见解,对汉学一系的义理学总体评价不高。这其实是一项可以重新讨论的议题,至少不是所有汉学家的义理之学在学术史上都无足轻重。在这方面,王国维先生的研究对今人当有启示。他一方面感喟“近世哲学之流,其胶浅枯涸”,莫甚于“国朝三百年间者”;另一方面又推崇戴震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元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认三代与唐宋以后之说之所以异,其功固不可没也”(《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注意到汉学家不同个体在义理阐发方面高下有别,具体地而非笼统地对汉学家的义理学进行历史定位,这样的研究进路和学术眼光值得借鉴。
要解决清学史研究中上述聚讼纷纭的重要议题,虽然需要有针对性地分别探求解决之道,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尽可能丰富地占有文献,开展大量的学者个案研究。学术史研究,本自离不开坚实的文献基础。近数十年来,清代学术研究的加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大量清人著述的刊布。清人著述获得整理出版的具体机缘,或基于实施相关文化工程的需要,如《清代诗文集汇编》是其例;或作为地方政府弘扬本地区传统文化的举措,近年来不少省、市组织力量编纂“文库”,几乎可谓蔚然成风;或出于科研团队执行研究项目的需要,将文献整理与研究紧密挂钩;或因学者个人专长而确定整理的书目,徐雁平先生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丛刊》及《续编》是其例;或因专业出版社实施相关出版规划的需要,如中华书局出版《十三经清人注疏》《清代史料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学术名著丛刊》等。而整理出版书目的选择,都有学术价值方面的考虑,因而名著往往获得优先出版的机会。业经点校出版的清代学人专著不胜枚举。部分名家还获得出版全集的机会,如顾炎武、黄宗羲、张履祥、戴震、程瑶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袁枚、段玉裁、汪中、章学诚、凌廷堪、焦循、黄以周、龚自珍、魏源、俞正燮、曾国藩、李鸿章、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皮锡瑞、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其例。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仍然有大量名家的著述迄今尚未汇编出版。如阎若璩、胡渭、徐乾学、方苞、杭世骏、惠栋、江永、毕沅、高邮二王、阮元等大批名家的著述,多因卷帙浩繁,辑纂不易,其全集犹尚阙如。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经提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包括清代文献在内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理应切实、积极地服务于这一宏伟工程。虽然学界对于出版清人著述全集的热情空前高涨,由于面广量大,精密地完成点校任务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采用影印方式汇编出版清代知名学人的著述全集,逐步实现与已经点校出版的诸家全集互补配套,当有裨于满足学界的迫切需要。此为编纂本丛刊的编纂旨趣。
清人著述流传情况相当复杂,有些名家的代表性著作版本甚多,有部分著作的真伪尚待考辨,有些著作特别是有些稿本、钞本难以访求,因此虽然采用汇编影印的方式整理,犹恐难免存在疏漏、舛误。本丛刊的编纂如有不妥,尚祈读者批评指正。